——第八章进戒毒所——
年我刚刚认识比安卡，而且把她看得很重。她大多数时候都住在我那里。我在过去两年里一直试图保持头脑清醒，但我内心深处仍然很脆弱，而且更糟糕的是我还不能让她知道我的状态。于是，我每天早晨起得比她早，想让自己过把瘾——如果你把早晨九点钟抽大麻称作过瘾的话。我需要靠它来保持正常，至少我心里是这么想的。我绝对不会当着她的面抽大麻，因为我知道那样做不对，而且不正常。我已经离不了玩意儿了。我以前的女朋友烟瘾比我还要大，但比安卡从来不碰这玩意儿。我心里很清楚，如果她知道我在做什么，她一定会瞧不起我。我觉得自己开始过上了偷偷摸摸的生活，而我这个人从来就守不住秘密。
我需要帮助。我当时以为，也许是因为感到抑郁，我才一大老早就需要抽一口，然后再靠它熬过这一天。于是，我给英国毒品帮助热线打了个电话，喝一位名叫萨姆的姑娘聊了起来，她从此就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向她解释，说我认为问题的核心是台球，因为每次球打得好时我的心情也好，而每次球打得糟糕时我的心情也糟糕。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在先。如果我心情不好，我就会坐在家里，不和任何人说话，或者去健身房练上两个小时，让自己的心情重新好起来。要不，我就会去某个朋友家，饮酒作乐。
萨姆在电话里听我讲完后，请我过去见她。我告诉她，我认为自己需要大麻才能恢复正常，才能在别人面前放松下来。
“我认为你已经染上了毒瘾，”她说。
我当时在看三位心理医生，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提到这一点。
“你愿不愿意考虑去戒毒所？”她问。
我以前听说过戒毒所，所以第一个反应就是：不，那不是我该去的地方。那是给海洛因或海洛因瘾君子们准备的，而我只是抽大麻。我需要的不是戒毒所。但是萨姆的话有一定的道理。
“你只需要在里面待四个星期，想不想试一试？”她问。
“我什么都可以试一试，”我说，“我已经试过催眠术、心理治疗、心理咨询。是的，我什么都可以试一试。”
“你今晚可以来和我见一面吗？”
“好吧，我来。”
“太好了，”她说，“我们今晚就去参加他们的一个座谈会，然后，我明天为你去戒毒所登记。”
“等一等！我不准备明天就去戒毒所。那要等到以后再说，因为我现在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
“那就先来参加他们的座谈会吧，”萨姆说，“看看你有人么想法。如果你想去戒毒所，明天就可以去。”
我决定先告诉我母亲，所以我又问萨姆能否陪我去见我母亲，因为我不知道母亲会如何反应。说实话，我有一点害怕。在母亲家坐下来之后，我把萨姆介绍给了母亲，并告诉母亲萨姆是戒毒咨询所的工作人员，并且说我可能会进戒毒所。母亲听后放声大笑。那是一种心情不安的大笑，我觉得她没有意识到我是多么绝望。
“你的看法呢？”我问。
“罗尼，如果你想去那里，你尽管去。我百分之百地支持你。这你知道。”她说。
可她以为这一切只是个玩笑——尽管她曾经为此将我赶出过家门，而且说过我抽大麻的事让她实在受不了。不过，那时让她反感的与其说是我抽大麻，还不如说是我的体重。一旦我气色不错，体重正常，我在母亲的眼里就是个好孩子。如果我外表不错，那么我身体内的状态也一定不错。我知道事情并非如此。我现在看上去很正常，可我为什么必须在早晨抽过大麻后才能面对世界，才能在任何人面前不感到紧张呢？我常常感到惊恐，而摆脱这种惊恐的唯一办法就是抽大麻。我在公路上开车时会突然无缘无故地将车停到路旁。我会感到非常恐慌，感到无法呼吸，因为我会换气过度。人们会隔着车窗玻璃望着我，而我却在想：他们在看什么？我感到自己像个偏执狂，而大麻只会让这一切变得更加糟糕，让我变成一个疯子。可如果我没有被大麻弄得神思恍惚，我又会感到害怕、孤独、痛恨自己。我为自己感到不舒服。我不喜欢自己是罗尼?奥沙利文。
我给萨姆打了个电话，她说她将安排我第二天上午去戒毒所。现在只剩下一个人还需要告诉——比安卡——于是我去了瓦尔特汉姆斯托，在她家向她解释我将做什么。
她大发雷霆。“你不是瘾君子，”她嚷道，“你没有问题。”
“听着，我要去那里，”我说，“而且我希望你能在这一点上支持我。我非常爱你，我去戒毒所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认识了你。你不服用毒品，而我为自己抽大麻而感到羞愧。去戒毒所可以让我变得更好。这也许就是我所需要的。”
“听着，如果你非要去那里，那么你和我的关系就结束了。”她说。
我就这样离开了她。尽管她说了那番话，我回到家时仍然非常兴奋，真想抽一口大麻。我知道自己第二天就要去戒毒所，就要完全与毒品隔绝。我得带在那里住一个月。我想，那里面会像监狱一样，所以现在再抽几口大麻又有什么害处呢？我开始准备大麻，但就在这时，比安卡来了。我们认真谈了起来，她最后终于同意让我去。“如果你认为你必须去，那你就去吧，”她说。
可是第二天，我起床后正准备去戒毒所时，她说，“听着，要么是我要么是戒毒所。”
我坐在那里想了想，不到五分钟就收拾好旅行包，对她说，“回见。”我回到母亲家，收拾了满满一履行箱的衣服。萨姆过来接我，我们一起驱车去位于罗安普敦的戒毒所。
她在大门外停下车，让我自己去登记处。办完登记手续后，我被领到了自己的房间。
房间不错，很舒适，里面还有电视机。我想，还不错。接着便进来了两位女医生，她们让我填一张表，注明自己的问题。她们看了一眼，飞快地说道，“是的，你的情况符合毒瘾部。你所回答的这些问题说明你对自己所选用的毒品已经上瘾，”我当时用的毒品是大麻。我也喝酒，但我以为自己去那里仅仅是戒掉大麻，所以并不认为喝酒也是个问题。她们说我上午可以待在房间里，下午可以去参加麻醉品座谈会。“我们星期六只工作半天，”其中一位医生说，“大多数人都在两点三十分去参加座谈会。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去。我们建议你去听一听。”我只参加过两天前的那次座谈会，所以我想不妨去看看。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这一情形让我感到害怕。一位戴着大眼镜，厚嘴唇，五大三粗的妇女正在发言。我的心怦怦直跳，紧张得想呕吐，因为我在想：我得开口，我得说点什么。我听他们一一讲述自己的经历，介绍自己的状态，以及他们现在感觉有多么好。我鼓起勇气，报了一下自己的名字，然后说道。“我感到很压抑，常常会惊慌失措，我感到现在就想抽几口大麻。我坐在这里并不感到舒服，但我想得到你们当中一些人已经得到的东西。我现在来了这里，要在这里住一个月（这些康复的吸毒人员已经离开了戒毒所，现在只是借用这个地方开座谈会。）我感到害怕，我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否正确，不知道自己是否属于这里。不管怎么说，我已经试过了其他各种办法，但都没有效果，所以现在也要试一试这种方法。”我说到这里时，已经热泪盈眶。
每个人都目不转睛地望着我，我真希望自己没有踏进这里，没有因为我的话让任何人感到不安。
但他们后来个个走过来和我握手，其中一人还说，“你给了我巨大的勇气。”我想：什么？！我怎么会给你勇气呢？你只是在安慰我吗？他接着说道，“你来对了地方，哪怕只待一天也是待对了地方。”那位戴着大眼镜的厚嘴唇妇女说，“我已经戒了四年了，但你刚才那番话让我想起了我第一次走进这房间的感受。你的话会让我今天继续远离毒品。我知道，如果我又像从前一样生活，我将重复你现在的这种状况。看到你经受这么多痛苦，我会打消回到从前的念头。大家总是说，座谈会上最重要的人是那些新来的，因为当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时，那对我们其他人是一个活生生的对照。这种疾病的记性很差，会在你有病的时候告诉你没有病，会在你不该做这么些事情的时候要你去做。这就是我今天所知道的。”
座谈会结束后，有个人走到我面前，和我一起坐在戒毒所院子里的一棵树下。其他人都回家了，但他在那里坐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和我聊天。一天，我们正坐在草地上抽烟。我对几位刚刚结识的朋友说，“去爱尔兰吧。你们会喜欢那里的。和我一起去，看我们打台球，一起喝几杯吉尼斯啤酒。”
“你没有意识到吗？”他们说，“我们要绝对禁酒。你不可以喝酒，不可以使用毒品，不可以尝试任何让你改变主意的事。”
我这时已经在里面待了一个星期，还没有任何感觉。“你在说笑话，”我说，“我来这里只是要戒掉大麻。我不是来戒酒的，因为我没有酗酒的问题。”
“可是有一就会有二，”他们说，“你会改变让你上瘾的东西，不然你会开始喝酒，开始抽烟，最后又回到老样子。”
“这纯粹是一派胡言，”我说，“我从来没有酗酒的恶习。”
可这并不是实情：我一直喝酒如喝水。但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会是个问题，因为喝酒从来都不是我的第一选择。我只有在无法抽大麻时才会喝酒。我当时还无法接受彻底戒酒的念头，但我现在意识到那非常重要。我的个人经历告诉我，喝酒会带来其他问题。
我和一位名叫罗丝的妇女成了朋友。她五十五岁，嗜酒如命。我在戒毒所第一次见到她时，觉得所有的人都在挑她的刺。她有时候被弄得泪如雨下。她不停地为自己需要喝酒辩解，但许多在戒毒所待了多年的人都已经听习惯了“我可怜”之类的故事。她说如果她的环境不是那样，她一定不会需要借酒消愁；她说我们不知道她男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不知道他怎么虐待她；她说儿子不愿意再和她说话。我替她感到难受，便和她交往了起来。我说，“难怪她得喝酒。她得忍受这一切，当然有资格喝酒。”
但是其他人说，“她这是在慢性自杀，她已经酒精中毒了。”而我认为这样说她有些过分。她看上去非常强壮，似乎没有她做不了的事。
“她并不是在慢性自杀，”我说，“她体壮如牛。”我总是称她为“超级奶奶，”因为她身体那么好。她打高尔夫，我们离开戒毒所后又聚过几次，并且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关系。
罗丝在戒毒所里常常说我很像她儿子，所以她常常替我洗衣服。这在戒毒所里会引起人们的批评，因为这应该是我自己做的事，因此让别人来替我做不好。我们在小组会上经常谈论此事。我感到很好笑，因为这与我从小到大的生活那么不同。父亲总是让别人替我做这做那，他会恭维他们，结果他们认为替他做这做那是件了不起的事。可是在戒毒所里，人们说我让罗丝替我做事而且同情罗丝的处境是错误的。大家说我这样做会使她继续那样胡乱生活，并且说我们应该打破她酗酒的借口。他们说如果你给别人机会，你实际上就是在允许他们不去面对自己的问题。但是我不这么看。她在我眼里只是一位需要关爱的老太太。但最后的结果证明他们是对的，我是错的。
罗丝去年去世，酗酒果然要了她的命。最后，她的肾脏开始衰竭，无法再接受任何酒精。我没有去参加她的葬礼，并且为自己没有能参加她的葬礼而对自己耿耿于怀，但葬礼上的任何情况都会让我承受不了。我应该去的，但我实在是受不了。
我在戒毒所认识的另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后来成了我接受《12步疗法》的指导。所谓的指导其实就是一位完全康复的模范，他将指导你接受《12步疗法》。我选择了一位曾经进过戒毒所的人，他现在每隔一周来一次，总是在星期四回来关怀别人——这就是由以前在戒毒所待过的人建立起来的辅助网。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我走进房间，坐到一张大扶手椅上，睡着了。我在睡觉的时候，心中还在想：在这种时候睡觉实在是太没有礼貌。我醒来时，他说，“如果你想睡觉，就睡吧，没什么问题。”
“你是谁？”我问。“你也是新来的吗？”
“不是，我是来帮助你的。”他说。
“好吧，你开始的时候叫醒我，好吗？”
“不，”他说，“你睡觉没关系。”
其他人全都走了进来。我们平常在里面看电视、开玩笑的小小休息室里坐了大约有六个人。他开始讲述他以前的情况，讲述他如何进入了戒毒所，讲述他现在的生活。我从一开始昏昏欲睡、无法睁开眼睛到后来全神贯注地听他往下讲，因为他说的那些给我传达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信息。戒毒所的医生们总是要我们尽量多收集一些已经健康的瘾君子的电话号码，这样才能为我们自己建立一个辅助网，等我们离开戒毒所后再次遇到问题时可以打电话给这些人，向他们寻求帮助。于是，我直接走到他面前，对他说，“我想要你的电话号码。”我知道，等我出了戒毒所后，他会成为第一位我请求做我指导的人。
这次座谈结束后，我们一起走到外面去抽烟，并在那里碰到了其他病人。我告诉他们，我听到了我这辈子所听到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我现在非常兴奋。“我不敢相信这个人以前也是瘾君子，”我说。他们看着我的眼神就像我疯了一样。但是他也显得非常平静、非常沉着，而这正是我所希望自己能拥有的东西——我希望我的生活中有一点宁静。我总是风风火火，总是坐立不安，总是神经紧张。他说过他碰到过严重的交通堵塞，而且他知道他与人的约会已经迟到，但他也知道他无法更快地赶到那里，所以他只能举手投降，承认自己无法按时赶到那里，但会尽早赶过去。“这世界不会专门围着我一个人转，”他说，“如果我闯了红灯，我就会坐牢或者仅仅为了能早十五分钟赶到那里而造成车祸。但如果我晚十五分钟赶到那里，我可以向那个人解释自己为什么会迟到。”
这一切听上去非常平常，却让我茅塞顿开。我只要一坐到车上，就会像个发狂的疯子。无论去什么地方，我都想在五分钟内赶到那里。我是那种在公路上横冲直撞的人。于是我想，对呀，我在那种情况中也应该那样做——顺其自然。我不仅仅应该在遇到交通堵塞时采取这种态度，而且应该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采取这种态度。我可以一直训练到双手起泡，然后我会说，够了就是够了，但这样对我其实不好。我应该放下球杆，好好清醒一下自己的头脑，以焕然一新的态度继续练球。但是我身上对什么事情都上瘾的态度迫使我想继续练习下去，直到我毁了自己。我就是这样：我对什么事情都可以在心理上毁了自己。
我刚进戒毒所时，几乎没有人认识我。那些人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从来不看电视，也不看报。我起初感到有些不习惯，因为以前总是有人认出我，然后我们就会聊天，而不是让人从零零星星的信息中了解真实的我。但是在戒毒所里，没有人知道我是谁：他们只接受他们眼中的我，结果我和里面几乎每个人都相处得很好。
当然，那里也有几个人不喜欢我，认为我是个花花公子。他们当中有个人对我说，“你是那种自以为是的家伙，对吗？你这也有，那也有，以为自己是个人物。”
“不，我不那么认为，”我说，“那只是你们的看法。”
他看了看我，无话可说，在场的一位医生看了我一眼，仿佛在说“说得好”，然后笑了起来。我并不真想对他反唇相讥，但那是我当时唯一的回答，而且是实话。那是他对我的看法，可我自己从来不认为我是个花花公子。
我们后来相处得还不错，也许是因为他鼓足勇气当面对我说出了他对我的看法，而不是表面对我友好，背后对我说三道四。我知道他心中有想法，但当他将这想法说出来后，我便知道我和他的关系应该如何。我后来发现他这个人真的不坏。
日子有时候过得非常慢，有时候又过得非常快。我有时候会在下午四点半就会房间，躺在床上想：这日子可真难熬啊。但父亲有时会在我上完课后给我打来电话，我们便会聊上很久。这是我们多年来第一次聊得这么开心。
治疗课一般是从上午九点三十分到十二点三十。然后，我们有一个小时坐下来吃午饭，并到花园里抽根烟。我们大家会轮流收拾脏盘子，将它们清洗后再擦干。下午又是治疗课，一直要上到四点三十分。每天六个小时的治疗。有些课程很压抑，有些则很轻松。
有天下午，我们玩起了跑柱式棒球，但这也是一种测试，因为医生们在观察我们的行为。一位主要负责人说，她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像我那样。“加扎也来过这里，但就连他也不像你这么争强好胜。”她说。她以前酗酒，现在已经戒了十五年，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她当时不是我们的主治医生，而现在整个戒毒所几乎全归她一个人管。大家对她都怕的要命，不过你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和她相处。任何人要想对她胡说八道，都别想骗过她，不过我有一半的时间倒是能蒙混过关。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她喜欢我。我第一次见到她时，以为她也是接受治疗的病人。“那是谁？”我说。“老天！她真是可爱！”她长得并不漂亮，但有着一双美丽的大腿，再配着穿在身上的短裙，我真想摸她一下。我大着胆子走到她面前，对她说，“你的大腿真漂亮。”她没有回答，其他人悄声告诉我，她是那里的主治医生。哦，混蛋，我想，我真希望自己没有干出这种荒唐事，可当时已经显然没有任何补救办法。于是我只希望她喜欢听到有人说她长得好看。
我有时会感到非常糟糕，真想逃之夭夭，尤其是比安卡来看我、和我告别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将有一个星期见不到她。她最终还是同意了我去接受治疗，但是我想，也许我在这里有点自私，也许我该出去了。
接受治疗三个星期后，我又开始想：这对我没有任何帮助，而待在这里是在太痛苦。假如过了三四个星期我仍然感觉这么糟，那么这种治疗能对我有什么帮助呢？里面的生活很紧张，我们可以玩“大富豪”这样的游戏，但似乎谁也没有兴趣去玩。那里有健身房，但我们每天只能在吃午饭的那个小时里进去锻炼，因为健身也会像任何东西一样，让你上瘾。于是，我只好放弃午饭，进健身房，将自己心中的怒气发泄掉一些。
我有一天对治疗部主任说，“我仍然感到非常糟。”“你来和我聊一聊，”她说，“哪儿不对劲？”
“我感到我的台球成绩在决定着我的为人。如果我的台球战绩不错，我的心情就会非常好。如果我的台球战绩很差，我的心情也会很差。”
她说，将自己的心情与自己的工作联系在一起是很正常的事，对于职业运动员来说，这种情况尤其明显。“你现在要做的是让自己与台球分离开来。你是罗尼。你要了解罗尼这个人。台球手罗尼和罗尼这个人完全不同。即使你将来不打台球了，你也仍然会是罗尼这个人。”
“你说得对，”我说。她的话很有道理。对我真正起到了作用，是她指出了我对自己的生活以及我自己的态度。其实我早就感到了这一点，只是无法用语言将它说出来。我不想再打台球，因为我害怕自己一离开戒毒所又会回到以前的模式中，又会只把自己完全看作台球手罗尼，又会认为台球是我唯一的价值所在，结果又会变成如果我的台球战绩差，我这个人也会很差。
我有时候感到我能控制住自己，有时候又不能。我今天会觉得这样的治疗有效果，但明天又会感到没有任何效果。医生有时会走过来看着我，仿佛在说，“你在经历很多痛苦。”她没有看错。我无法和她交谈，甚至无法看着她的眼睛。而在另外一些日子里，她会走过来说，“你有效果了！”我便会说，“是啊！你怎么知道的？”她从我的外表就能看出来。当我意识到她能理解我时，我便感到自己来对了地方。
每天座谈会结束后，我们都会在一个巨大的房间里集中。大家做成一圈，各个小组的组组长（我们每个星期都会投票选组长）开始介绍自己小组这一天都干了些什么，然后每个人开始报自己的名字，介绍自己这一天是怎么度过的。轮到我时，我说，“我叫罗尼，今天过得一般。”或者“我叫罗尼，今天过得非常愉快。”疗程快要结束时，我发现自己更多的时候说的都是“今天过得非常愉快”。
——第八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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